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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文化思维排斥科学吗? 社会科学报

发布日期:2019-09-09 00:56   来源:未知   阅读:

  香港六和开奖现场直播,科学为何诞生在欧洲?这个话题我们已经讨论了一百多年,但仍然不过时,甚至仍有迫切的现实意义。经过一百多年的奋发自强,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迅速缩小,毋庸讳言,这主要是经济、政治、军事和技术层面,但在基础科学理论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仍然有极大的差距。这背后的深层原因何在?

  科学精神本质上就是求真的精神,从西方思想的根源上说就是对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是之所是”的being的探求。所谓be就是要说某物是什么,这是逻辑判断的起点,从而引导出苏格拉底自知无知地不断的追问、柏拉图的相(idea)论和亚里士多德的form形式、为本体论——ontology(onto为古希腊文的being,logy为“学”,因此ontology本意为“是论”)。然后通过种加属差的本体论思想发展出各科学分支。所以,主要的基础科学学科都来源于古希腊哲学、来源于亚里士多德百科全书式的研究。这是西方科学精神或者说其求真精神的实质。因此,所谓科学毋宁说是一种精神态度,是对physis与be的探求的内在结合的产物,也就是说,将对being的探求内置于physis之中。

  比较而言,中国人对physis的探究则没有这一层面。如,易经同样也探讨变动不居的世界的问题,所谓易有三义,即变易,简易与不易。世界是变动的,而这变动本身又是不变的。古希腊人那里的大问题,被简单取消掉了。因此,中国人历来不重视万物之理(所是),但极端重视万物之用。打一个比方,苏格拉底不断追问美到底是什么、善是什么,他把抽象名词当作一个普通名词对待不断质问下去;对于什么叫仁这个问题,孔子则通过例子来说明仁的含义,而不会通过下定义(也就是说问其所是)来说明它。所以按照李约瑟的研究中国历史上充满技术发明,但依然是只有技术而无科学。这就是所谓的李约瑟之问的根源。因此,本质上,中国并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所谓的科学精神。虽然清末的洋务运动已过逾百年,但中国当前的文化发展阶段依然是处于中体西用之间(陈寅恪曾以此自语)。

  科学需要通过理论和实验相结合来确认其内容的可证伪性,这已经是科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具体说,从伽利略时代开始,才可以认为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方法。伽利略为科学从第一阶段(逻辑与数学自洽,未与形而上学相分离)发展至第二阶段(强调理论的可证伪性,建立实验对于理论的检验标准,进入实证的阶段)做出突破性贡献。在此之前的所谓科学体系都是内部自洽的形而上学,仅由逻辑学和简单的数学来保证内部体系的完整性,不排除进入神秘主义的通道。虽然在主观上当时的研究者都在追求“真”,但是如果不通过实验方法向外求证,以可证伪性来比照,此“真”的客观性始终无法获得确认。

  在早期,科学和神学体系的自洽性、逻辑性都是最基本要求,否则难以吸引精英阶层的认可和参与。如果脱离西方中心论的角度,逻辑学可认为有三个分支:西方逻辑学,中国逻辑学(墨家)和印度逻辑学(因明),各有各的表述形式和侧重点,都是科学思维的基础。如果能够及时与实验方法相结合,三种逻辑学其实是可以导出同一个科学体系的。但是实验方法的产生需要经济基础,而经济基础需要资本的原始积累。由于科学的功利性较弱,对于经济环境的要求则高了,此与技术不同。功利大环境下,技术得以生存,科学则未必。所以,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角度,中国和印度的科学未能进一步发展。而西方则利用其开放地理环境,完成了这个经济积累的过程,并由此突破了科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即理论与实验相结合的阶段,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方法。在讨论社会文化因素对于科学发展促进作用的同时,经济因素、地理因素在科学产生过程中作用,不容忽视。

  如果从数学和逻辑学的产生基础来看,科学的原创点有3个,欧洲,中国和印度。但是中印都未突破科学发展的第二阶段,经济条件被欧洲排它性地突破了,本身的科学发展步骤被打乱了,之后的发展,就按照欧洲的发展轨迹而行了。所以说,中国印度现在的主流科学,实质上是西方科学。而中印自身的科学体系,一方面缺少相关资料和研究人员,另一方面,也缺少必要的话语权。

  但从研究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尽可能努力将社会因素和地理因素分列。因为不区分社会因素和地理因素,极可能导致西方中心论,落入社会、文化或制度优劣的无谓争论。而地理因素仅是个概率因素,不引起偏见。如此,对于科学体系发展过程的分析,就有了一个正确的落脚点。中国的科学体系在出发点上具有合理性,但是需要我们来挖掘。因为强调整体性思维,所以需要打通文理、东西、古今,这不是一件容易做的事情,任重而道远。

  讲人类科学和科学精神的肇始,当然得从两河流域、埃及开始。古希腊突出的科学成就,是建立在两河埃及的原初科学基础上的。近代科学与古希腊科学不同,这很大程度表现在其对实验的高度重视和依赖。近代科学与古希腊科学之所以有这个区别,原因在于中世纪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兴起,手工工场生产分工不断细化、商品生产和流通规模之大,远非古希腊能比。分工的扩大促进技术进步,这使分工进一步扩大,这反过来更促进了技术进步。实验精神由此崛起,它产生于需求。同时,远洋航海活动开展起来,开阔了欧洲人的眼界,提升了其思维水平,使其知识领域大大扩展。13世纪之前两三百年中欧洲对阿拉伯数学知识的利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以及印刷术、火药和罗盘等关键技术的传入,凡此种种都活跃了欧洲人的科学思维,扩大了其知识疆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现代天文学、航海学、数学、医学、生理学等相继兴起。这些学科不仅本身便代表欧洲科学的进步,而且为其提供了大量经验事实材料,这就使一场真正科学革命成为可能。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牛顿和莱布尼兹等巨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反观中国、印度和阿拉伯世界,尽管它们都为现代科学的兴起作出了贡献,但至少在欧洲近代科学兴起之时,并没有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扩大的生产分工和大规模商品生产和流通等重要条件的组合。

  华夏世界的地缘-自然格局是独一无二的。其他任何文明区域都不像华夏世界那样,是一个由黄河-淮河-长江-珠江流域与周边广大地区组成的、降雨量充足、适合农耕的超大陆地整块。这种地理-自然格局对于开出一个超大型政治共同体十分有利,但对于抽象的、系统化的科学理论思维的萌生和发展,却并非有利。超大陆地整块这一事实本身就意味着变化少、差异小。同时,上古时代华夏先民为了生存发展,在这片广袤土地上实施的持续数百年的浩大治水工程,更使个人、群体和地方早早就交出了过多的权利和自由。这使华夏先民更容易实现社会政治整合,更容易开出大型政治共同体乃至秦汉式的大一统王朝。这种情形必然使政治共同体辖区内的社会文化差异——基于地理、血缘、种族、生产方式和集团利益之差异的社会文化差异——早早就被压制、被取消、被扼杀了。差异缺失导致思维的平庸和怠惰,思维的平庸和怠惰对于科学兴起意味着什么,无需赘言。

  相比之下,在那种高度分散的地理格局里,希腊世界长期散裂为数百上千个主权独立的城邦,其在葆守其既有政治、社会、宗教和文化差异的同时,相互之间及与外部世界之间总能保持若即若离、但总的说来还算密切的联系,因而希腊大量人口能够摆脱土地的束缚自由流动,不断接受新事物、新信息的刺激。这种格局对于希腊人想象力的发挥乃至总体思维能力的提升和深化,对于开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理论思维无疑是非常有利的。

  另一方面,超大陆地整块以及历史早期浩大治水工程的需要所蕴含的巨大社会政治整合势能,早早便把大范围的政治统合提到议程上来了,使华夏先祖的注意力早早就被转移到伦理道德和实用政治方面,以实现较大程度的政治有序和社会和谐,而必然忽略对自然规律和宇宙奥秘的探究,忽略对日常经验和自然现象作系统的思考和描述。

  因地理-自然格局和治水工程的缘故,上古时代华夏国家规模之大,社会政治一体化水平之高,远非希腊能比。从长远看,这似乎并非坏事,在一定条件下甚至可能是好事。但就保持地方、群体和个人之间的差异,不断丰富共同体的想象力,不断刺激和开发先民的思维能力,使其不断开阔眼界,敏锐头脑,培养一种不计功利地探索未知世界、穷根究底的风气而言,却显然不利。

  中国古代没有开出科学,主要的原因是否是因为缺乏逻辑?以产生佛教的印度为例,也许多少能说明问题。佛学的逻辑性之强,不会比古希腊逊色。但“唯识学”对人类认识的抽丝剥茧,条分缕析,逐层深入,“因明学”的严密逻辑体系,并未能在印度产生古希腊那样的早期科学精神。我以为原因可能在于这类思维工具的运用目的不同。在佛学中,缜密的思维似乎并非真正为了思考与发现,而是为了用语言向人类证明早已被佛在冥想中觉悟的宇宙真理。真理不需要通过思想去逐步发现,而是就在那里,佛早就告诉你了,要做的只是用语言去层层阐释清楚,或滴水不漏地加以辩护。这与中国墨家在辩论中系统地研究、使用逻辑有相似之处。两者均缺乏一种真正去发掘真理的强烈好奇心,一如古希腊神话培养出来的儿童游戏精神。另外,在西方,古希腊之后,在牛顿时代,虔诚者希望在自然规律中寻找神迹,由于基督教将神与人绝对分开,在教会的阐释权威倒塌之后,个人可以通过真正的思考和实证来寻找幽暗不明的神意的存在,并且这种思考和工作由于虔诚而产生了强大专注的动力。简而言之,在中国和印度,直到近代之前,都没有能产生真正需要专注投入思考而发现真理的动机和动力。

  科学有异化作用,永远把人引向未知和不确定性。所谓求真,必然导致主体性与客体世界的疏离,最终导致主体性的弱化甚至迷失消解。中国思想最有影响的两家是儒家和道家。儒道两家都聚焦于人如何安身如何自在的问题,或者说如何安放人的问题,因此他们对异化之物有天然的屏蔽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科学的异化和资本的异化还有平行牵连的关系,但和权力的异化不平行牵连。科学虽然可以协助权力,但是科学的求异性特征跟权力不容,权力要求趋同和统一。所以,中国的思想特征是关注人事,人的位置安放,科学的异化本质与此不容。再者,科学和资本双翼齐飞是科学发展的优化条件,资本也是重要的异化力量,资本同样未在中国近代发展成型,因此,科学更难单飞。

  荷兰跨文化研究学者Geert Hofstefede对民族文化特征的判断诸指标里有一个心理学指标,即不确定性规避指数(high uncertainty avoidance index), 而中国传统思想的主导力量具有很高的不确定性规避倾向,科学和技术却都是指向未知与控制的难题,指向冒险。过早统一的中华帝国最关心的是一个“稳”字,对不确定性的厌恶是很自然的,如重农抑商的价值取向,都可以归到对变化与不确定性的恐惧中。因此,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主流一定是排斥科学的思维和科学的癖好所固有的异化特质。

  “科学为何没有兴起于中国?”或“中国没能开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历史上的中国人没有科学精神”等类问题本身,就含有西方中心论的色彩。

  应该认识到,科学追求的是认识世界的本质和规律,是人类世界观的组成部分。至于科学在欧洲的发展问题,随着14世纪文艺复兴的发展,由12世纪亚里士多德科学方法复兴引发了一系列对中世纪基督教的质疑和重新探究,以及对自然界、人本身的重新探求。这种古希腊文化的复兴促发了对自然界和人的“真”的追求。当文艺复兴传播到整个西欧的时候,这一探索模式的积累引发了更大的成果——1600年前后弗朗西斯·培根的实验科学、归纳法和笛卡尔的演绎法。近代自然科学的两大研究方法出现了。欧洲各国在近代国际体系中进行经济竞争、贸易竞争、文化竞争、军事竞争和政治竞争。17世纪英国等国开始成立科学院,国家资助科学发现,促进了求真的自然科学有组织的快速发展。在竞争环境中科学发展迅速,市场需求对技术和科学提出了更多的要求。19世纪,科学与技术相联系,互相促进,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社会生活。现代科学走向良性的制度化、机制化发展。而促成欧洲科学发展的这些因素在中国近代的发展过程中的确存在一定程度的欠缺。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71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返回搜狐,查看更多